說起“追溯”，多個行業均有應用。法律領域，追溯指“法律溯及力”，如適用，刑事法律上對法律生效以前的犯罪嫌疑人進行“追責”；產品質量領域，如農產品，國家要求以掃碼入市、或索取追溯憑證為市場準入條件，構建從產地到市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體系，實現“來源可查、去向可追、責任可究”；循環經濟領域，政策要求對新能源動力電池回收通過物聯網、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建立可追溯管理系統?？傊?，在法律、食品、藥品、嬰童用品、家電等“動脈”經濟領域追溯較為常見，“靜脈”回收領域，一般對重點產品進行全生命周期追溯，如動力電池；對于其他生活垃圾，隨著生活垃圾分類的興起和探索，“垃圾溯源”也逐漸成為一個話題。

“垃圾溯源”，本質上是在靜脈領域對居民履行環境義務的責任進行追溯，保證垃圾分類效果，并和可能存在的獎罰機制銜接，從而降低后續環節成本。據各地垃圾分類調研情況，“垃圾溯源”大體存在以下形式：

在遂寧，垃圾溯源的探索早就走在了前列，垃圾分類公司采用“三維信息”模式進行追溯，即給居民發放實名用戶卡，用戶將捆綁包扎后的可回收垃圾投放到該單位鋪放的回收機里，回收機進行計重，回收倉滿倉后，由回收物流人員按照“用戶+重量+時間”三維信息對捆扎好的分類垃圾進行“復檢”，復檢無誤后，給予分類居民現金或者積分。

2018年初，在上海進行垃圾分類試點的某公司，注冊居民將分類好的生活垃圾進行袋裝，選擇垃圾類別后將設備打印的二維碼黏貼到袋子上，回收設備通過掃描二維碼的方式打開相應倉口供用戶投放，之后給予積分激勵。

杭州某公司對于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給用戶實名登記后發放相應垃圾的二維碼，或手機APP生成二維碼，居民將分好后的垃圾進行扎袋、掃描二維碼投放，后居民可以兌換相關商品。

頗為亮點的是，對垃圾分類效果進行“溯源”時，該公司引進了安裝有X光機的巡檢車，對居民垃圾分類效果進行監督。

為什么“垃圾溯源”會成為一個話題呢？管理部門和業界認為，“回收成本高”是垃圾分類回收領域的痛點，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的效果直接決定了后續處置、利用環節的成本，如分不好，則需要增加成本進行“二次分類”。

例如，成都某生活垃圾分類公司投放的回收設備智能化程度較低，分類投放完全靠居民自覺，然而居民分類雜亂無章，不得不成立了專門分類隊伍進行二次分類，對本來“低值”、“附加值低”的回收物更做了“減值”。

東莞某生活垃圾分類公司對居民分類沒有采用打包、袋裝等方式進行約束，工作人員通過視頻監控發現后不得不通過電話等方式對“搞壞”的居民進行督促，并二次進行分類。

所以，居民垃圾分類的效果直接決定了生活垃圾分類單位的經營成本，采用“三維信息”或“二維碼”，可以在清運、處置環節對分類用戶進行“追責”，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居民做好垃圾分類。

那么，“垃圾溯源”能否有效降低生活垃圾分類行業的成本呢？或提高分類效率？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不論“三維信息”或“二維碼”進行溯源，意味著在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環節，對居民生活分類效果沒有進行有效管控，仍依賴后續的人工、或機器“復檢”把關，“復檢”及“二次分類”的成本不必然降低，“追責”的效果一定程度上給原本處于“分類意愿低”的用戶潑了一盆冷水。

   生活垃圾分類，是綠色生活的一個必然趨勢，然而“回收成本高”（宣傳、查驗、物流）與“低值、低意愿、附加值低、分類效果低”行業困局短期內未必發生變化，探索“垃圾溯源”能賦予分類“最初一公里”“動力”“安全”嗎？能提高分類效果嗎？能降低回收成本嗎？有待業界的智慧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探索。

以上，與業界和行業部門共勉，以期拋轉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