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第一周，中國的媒體和社交網絡被一件“瑣事”主導了，那就是垃圾分類。

7月1日，地方法規《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生效，讓這座2000萬人的特大城市進入強制垃圾分類時代。居民的垃圾被要求分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生物質垃圾）和干垃圾（其他垃圾）四種。在實施中，似乎絕大多數社區都撤除了原來分散在樓道的垃圾桶，而在小區內少數位置設置集中投放點，并設置早晚兩個投放時間。《條例》中“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制度”的表述在現實中一步到位，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網絡上充滿了對錯過垃圾投遞的抱怨，有人預言這項政策必然將使偷扔垃圾成風；有人調侃坐地鐵去外地扔垃圾更方便；有人算了一下，發現如果每人每天花五分鐘分類垃圾，那么每天相當于耗費36萬個全職工作量，認為這是巨大的浪費。

數不清的文章使用了“被垃圾分類逼瘋的上海人”的表述，來表達對它的復雜、嚴苛和推行的急促的不滿。一些知識分子認為，它是缺乏社會共識、缺乏程序正義的長官意志的產物，必然走向失敗。由于對近年來“環保風暴”鐵腕關停企業記憶猶新，這種說法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繼上海之后，更多城市也即將進入垃圾強制分類時代，2025年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這讓上海這個先行者的做法受到格外嚴格的審視。

垃圾分類，太急還是太緩？

事實上，“垃圾分類”政策在中國一點也不急促，而恰恰是一場漫長的停滯。2000年，中央政府選取了8座城市開展試點，各地陸續將垃圾分類納入地方法規，有時還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標，比如北京在2008年奧運前提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率達到50%，垃圾資源綜合利用率達到30%”，但是19年來，收效甚微——公眾不知道被分類投放的垃圾將被如何處置，事實上，它們經常是被混合收運、混合處理。

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的這些地方法規不具有強制性，充滿了建議性的語言，而且方案也不夠系統，缺乏監督體系，也缺乏對后端處理設施的部署。地方政府更感興趣的，是建造投資高昂的垃圾焚燒廠。相信可以用“燒”來解決垃圾，化解了源頭減量和垃圾回收的緊迫性。

但是，垃圾焚燒廠卻成為“鄰避運動”的對象。2009年，廣州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鄰避運動，反對在近郊番禺建設焚燒廠。當地居民包括大量年輕的中產階級，其中包括媒體從業者和律師。他們知道垃圾焚燒廠的“技術烏托邦主義”承諾背后，是仍然無解的二噁英、重金屬等污染問題，將危害他們的健康。廣州市政府以開明姿態應對這場運動，最終放棄了原來的選址，運動取得了勝利。

但是，廣州的“垃圾圍城”問題已經十分嚴峻。2011年起，廣州市開始加強垃圾分類推廣，甚至提出了當年實現“50%分類收集率，16%垃圾資源綜合利用率”的目標。垃圾分類可以顯著減少焚燒量，并減少焚燒物含水量，是應對焚燒廠擴張和焚燒有害物排放的根本解決之道。但是，它在廣州卻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廣州的垃圾分類至今停滯不前。

更為諷刺的是，在番禺的選址被取消之后，廣州并沒有停止垃圾焚燒廠的建設。6座垃圾焚燒廠在別處建了起來，那里都沒有密集的中產階級社區，項目消失在公眾視線之外。6月初，廣州市公告將再新建5座垃圾焚燒廠和5個填埋項目。

被遮蔽的污染

不過，番禺的這場中產階級鄰避運動也留下了環保主義的遺產。一部分成員發現在抗拒焚燒廠建在自己家門口的同時，必須回答“那應該建在哪里？”的問題。這讓他們意識到，只有源頭減量和分類回收，才能讓反對焚燒廠的運動不只是“擊鼓傳花”。其中一些成員在鄰避運動成功后注冊了環境NGO，探索推行源頭減量與分類回收的方式，或對垃圾焚燒廠開展監督。他們和一小批其他環保組織，成為中國推廣垃圾分類回收堅定的民間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如今正在推行的垃圾分類政策制定。

而另一方面，這種真正的環保主義卻沒能獲得大眾響應。因為，大眾的環境意識需要建立在污染信息透明的基礎上，而在中國，這通常被權力遮蔽。中國社會也缺乏自我組織和動員的能力，缺乏環境運動的成長空間。鄰避運動由于捍衛切身利益的迫切性和其“去政治化”的訴求，因而具有難得的動員力和運作空間。但如果缺乏超越鄰避運動的環境保護運動，環境污染依舊對大多數人來說和自己無關，那么垃圾分類在中國不可能僅僅因為政府“鼓勵”而得到大眾的積極響應。

“天上掉下”的垃圾分類

19年，就這么過去了。直到上海市政府終于把垃圾分類強加給社會。

上海的《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可以說是一套嚴肅的環保制度，有助于顯著增進公共利益。它明確立法的目的是“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而不僅僅是讓垃圾離開城市。為此它提出實行“區域生活垃圾處置總量控制制度”，各區都要制定自己的垃圾處理總量控制計劃，里面要包括垃圾減量和資源化利用的措施。它規范的對象也遠遠不止是居民，它要求相關企業不得混合收運和處置垃圾，為此提出要建立“生活垃圾全過程管理信息系統”，并建設對不同種類垃圾進行分類處置和資源化利用的設施，并指定僅干垃圾可以采用焚燒處理，而濕垃圾則用于堆肥等資源化利用，回歸土壤，用于綠化和農業，這有助于減少化肥污染，減少填埋場溫室氣體（甲烷）排放，并彌補土壤的有機質赤字。除了要求對垃圾進行分類，它還要求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尤其是電商、快遞、餐飲和旅館業減少一次性產品的使用，從源頭減少垃圾的產生。

這無疑是又一次自上而下的環保政治運動，受到有關“強硬”、“草率”的批評，但是，它和過去的每一場運動都有一個關鍵的不同——它涉及到每一個家庭。每個家庭的親身參與，在他們和環境議題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梁，讓他們作為每天付出勞動去對垃圾進行分類的利益相關方，對官方的垃圾管理政策產生監督意識并獲得監督的道德正當性——正如現在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批評政策的強硬草率，因為這牽涉到自己的利益，只不過，這種批評中還缺少環境觀和公共利益觀。

環境契約

那些批評政府單方面將政策強加給社會的人們沒有看到的是，這一次，上海市政府通過推行一套涉及千家萬戶的“激進政策”（考慮到環境和氣候危機的嚴峻性，其實恰恰是務實），自己也承擔起了格外大的責任。它在限制民眾丟垃圾的方便的同時，也需要確保人們所付出的勞動不被枉費，它所承諾的“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目標被切實貫徹，垃圾焚燒和填埋應得到控制。

換句話說，不同于以往的“環境風暴”是以公共利益之名犧牲少數人，這次是官方與所有人簽訂了一份社會契約，彼此讓渡一部分權利，來確保從根源上解決垃圾泛濫和污染問題。這個方案來自于對垃圾問題本質的理解，其中有民間的貢獻。

與其抱怨“被強迫”，社會此時應該抓住這份契約所提供的機會，去：

1. 監督官方確保分類收運和處置，不枉費民眾垃圾分類成果，制訂積極進取的方案推進生活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目標，據此來限制焚燒和填埋能力的盲目擴張；

2. 推動社區自治，讓制度的實施方式更加符合本地實情，體恤不同人的狀況，并實施有效而無需過分訴諸于強制的監督，增進社區環境意識，從而讓垃圾分類行為從被動服從變成主動的公民行動；

3. 關注回收產業的發展，倡導積極的扶持政策，既包括前端的收運，也包括后端的再利用處置。在收運環節，探討如何將曾經長期承擔廢品回收工作的數十萬的非正規回收業者納入“兩網融合”（指生活垃圾分類收運體系和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的融合，通常表現為政府指定企業進駐小區設置回收點），既避免造成非正規部門的大量失業，也避免少數企業壟斷回收渠道。

正當上海垃圾強制分類鋪開的時候，新一期垃圾焚燒項目在距離市中心60公里的浦東老港鎮落成，使這里成為全球最大的垃圾焚燒廠。與此同時，武漢郊區陽邏的一場反對建設焚燒廠的鄰避運動也正在公眾關注之外孤獨地進行。但垃圾強制分類時代已經到來，個人與垃圾這個不斷被隱匿的社會產物的關系已經變得不同。能否把握住這個機會建立一種新的環境倫理，去直面問題的根源，去承擔污染的個人和集體責任，見證“環境公民”的誕生，帶來一場新的環境運動？這需要我們的決心和創造力。

作者：蔣亦凡，生活在上海的媒體人